在学习经济学的六年中，我从没听过“生态保护运动”这个词。所以要不是在最后一个学期我心血来潮买了盘有关甘地的录像带，往后的人生我可能会活得异常滋润，手里有一份令人羡艳的工作，比如劝说印度农民们去通用打工，或是别的什么类似的有用工作。那个缠着腰布的小个子男人给我结结实实地上了一课：欲变世界，先修吾身。但问题是，我还没想好要改变什么。
在管理了几家有机食品公司后，我意识到即使是“合乎道义的商业”也绝不足以改变什么。而我与一个同事在某个下午的深入探讨却改变了我的一切。我们就环境破坏、血汗工厂、工厂化农场、资源争夺战等一系列世界性难题彼此交换了意见，并思考我们应该为其中的哪项伟大事业挥洒青春。但后来我发现，我看待世界的方式跟江湖郎中对待病人的方式没什么区别---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，典型地治标不治本。所以我决定停止空谈，而是成为一个社会顺势医疗者，一个先人一步的行动派，并调查这些难题背后的根源。
其中的一个关键性原因就是，我们不再能直接感受到我们购买的商品对人、环境和动物所造成的影响。消费者和商品之间的距离正变得越来越远，以至于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所购买的商品，实际上这个世界造成了多么严重的破坏。而这种距离正是由金钱造成的。
如果我们吃的是自己亲手种的食物，我们就不会像今天这样浪费掉三分之一的食物；如果我们亲自动手制作桌椅，我们就不会在室内重新装修时顺手就把它们扔掉；如果我们得亲自净化饮用水，我们就不会去污染水源。
所以为了做到“先修吾身”，我得忍痛放弃金钱，并为此坚持一年时间。我找了辆没有配备电力的拖车做为住所，把它停放在一个有机农场里，我是这个农场的义务劳动者；不管刮风还是下雨，做饭都只用放在外面的火箭炉做；手机和笔记本电脑靠太阳能提供电力；燃烧修剪和拾掇来的木柴为我的陋室取暖，并修一个供人使用的堆肥厕所。
接下来的必需品是食物。我可以通过四种途径吃上免费食物：打野味，自己耕种，以物易物，剩饭剩菜（这儿多得是）。在第一天，我拣来的剩饭剩菜就足够喂饱150人。不过这些年里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吃自己种的粮食。
至于出行，我有一辆自行车，还有我的篷车，通往城区的路程有34英里，每天打个来回就是我的健身方式。卫生纸则是当地报纸（我曾用一张写有我自己故事的报纸揩过屁股），这种“卫生纸”并非双层柔适型，但我很快就习惯了它。我使用洗过的墨鱼骨头做牙刷，野生茴香籽做牙膏（素食主义者的古怪用品）。
我学到了什么？友谊比金钱更靠得住；西方人最匮乏的是精神食粮；独立并不意味着孤立；如果你没有一台等离子电视，人们会认为你是一个极端主义分子。
人们常常问我，对于那充斥着商业利益，工作压力，交通堵塞，银行月结单和水电费账单的旧世界，我会怀念什么。
我的回答是：“呃，我会想念跟我的伙伴们在酒吧偶尔喝到的那几盅有机啤酒。”
Mark Boyle是The Freeconomy Community的发起人。